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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3-26

如何看待 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 Hart 和 Holmstrom?

我来抛砖引玉吧。
不敢回答是因为我也不大懂哈哈哈。不过以前想报人大聂辉华老师的博士(他做过hart的学生),所以稍微关注了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就借花献佛答一下吧。


hart其实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里的“产权学派”,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派”都是在解决企业边界问题的。
什么叫企业边界问题?
设想一个企业,需要买原材料来生产,它会怎么获取这个原材料呢?他可以购买下游企业的原材料,也可以自己建一个厂生产,或者兼并一个下游企业。科思首先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应该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所以最有效率的是直接购买下游企业的原材料。然而为什么会有企业去兼并下游企业呢?科思回答说,因为市场有时候是没有效率的,有交易成本,这时候企业宁愿兼并一个企业,并通过内部指令的方式来配置资源。

现实的世界里,有企业,但又不是一个巨大的企业统治一切,所以就有了企业边界问题:市场有交易成本,因此企业有了存在的理由,企业内部也有成本,因此企业不能无限扩展。所以世界上不是超新星爆炸,也不是坍塌成黑洞。

科思提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开始用交易成本解决任何问题。为什么猴子能上树,因为有交易成本。我记得有本教科书课后题是一个张五常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自助餐。你肯定知道他给出的答案:因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说,不能乱讲,笼统的讲交易成本,于是他提出了三个维度:资产专用型,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程度三个维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来衡量不同的交易采取什么样的规制方式。
举个例子,有专用型资产的交易,你跟我交易,能获得100块钱,跟其他所有人交易,都只能获得10块钱,所以我们的交易有专用性。但是我们一开始说好100块钱,意识到你跟别人交易只能10块钱,我就会毁约,我跟你要20好不好啊?你不干,你跟别人去交易啊,那样你只能得到10块钱。这叫敲竹杠。

交易成本学派的解释,中心思想是,不同的交易具有不同的治理方式,当指令配置资源更有效时,企业就会扩张,当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时,企业就会停止扩张。
但是人们说,我们能不能采取一种“选择干预”的方式,就是我们兼并一个企业,然后我们发现指令有效时,我们就去命令他们,当我们发现市场有效时,我们两家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样我们不就无论如何都有效率效率?所以我们企业可以一直扩张下去。

hart说,不对,事后的敲竹杠,会带来事前的投资的扭曲,所以把产权配置给谁,很重要。

要理解产权,首先要理解两个概念:1是不完全契约,2是剩余控制权。
不完全契约,就是你们规定了100条情况,总有第101条。剩余控制权,就是那第101条情况发生时,谁能决定怎么做。
如果是两个企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产权,那么他们都有剩余控制权,当契约没有涉及的情况发生时,他们都可能自己决定怎么做,但是如果第一个企业有剩余控制权,他就可以要求自己或者对方怎么做了。

一个相似的概念是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两回事,二者不一定给同一个人,但是如果给不同的人,可能带来激励问题。
举个例子。一个物流公司可以跟卡车司机签订契约,规定某时刻把货物运送到目的地,至于路上怎么行动,则契约里没有,而物流公司可以给司机规划行程,例如可以联系客户让他回来的时候也能运货,而不是空载,或者设计最佳的路线等,这个需要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因此契约里也不会明确规定。这样的契约就是不完全的契约。
那么,如果剩余索取权是物流公司的,而剩余控制权却是卡车司机的,这就有了激励问题。运输节省下来的剩余如果没有给卡车司机,卡车司机就会在路上偷懒,或者过度使用卡车,或者用卡车做别的事情。而如果剩余索取权给了卡车司机,卡车司机就会最有效率的运用卡车,但同时,物流公司也就没有激励规划行程,或者联系回程的客户。

贴一张我以前做的ppt,这个例子来自梯诺尔《产业组织理论》。是一个简化版的grossman and hart(1986)

1:社会最优解,这个很简单,也就是只要考虑投资的期望收益和成本就够了。
2:分散决策,也就是两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剩余控制权,这个时候就有了交易成本学派的“敲竹杠问题”,进行专用型投资那一方,不能得到全部的收益,对方会敲竹杠,要求分一部分,既然私人的成本不等于私人的收益,这时候的投资就不是最优的,出现了投资不足,在这个例子里,只有社会最优投资的一半。
3:假设这时候买方有了剩余控制权,那么最后的投资也有一个扭曲,拥有了剩余控制权的买方,会倾向于过度投资,所以这里的投资就大于了社会最优投资。成了投资过度。
4:当然,如果配置给其他人,或者参数变一下,可能就小于了社会最优投资,也就是投资不足了。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体化(一方拥有剩余控制权)和市场配置资源(两方都有剩余控制权)投资的差别,二者都不是最优投资,但是二者的扭曲程度有大有小。在这个例子里,一体化带来了投资过度,市场配置带来了投资不足。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时候一体化,什么时候用市场交易呢?当然要看这两个扭曲哪个大。如果投资不足对最优投资的偏离更严重,就应该一体化,如果投资过度对最优投资的偏离更严重,就应该用市场交易。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把产权配置给什么人,很关键。

一个实证研究来自Baker and Hubbard(2004),就是研究了上述的卡车所有权配置问题。
如上所述,如果物流公司有了卡车的产权,那么卡车司机就会滥用卡车,这样是没有效率的,而这种滥用卡车的行为,在长途比在短途更严重,因此运输的旅途越长,则产权更有可能配置给卡车司机。
而如果一次运输更有可能找到回程的客户,物流公司的作用就更大,这个时候产权则更有可能配置给物流公司。
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的样本期内,还进行了以此设备改造,卡车上装了车载电脑系统。这个车载电脑系统,等于一个卡车的黑匣子,可以详细监控卡车的车速,位置等数据,还可以实现公司和卡车实时联系。(这个记不清楚了)
这个设备更新,相当于使得原来“不完备”的契约,变得“更完备”了一些。
那么这样更完备的契约,应该提高了物流公司拥有卡车产权的可能性。
而与此同时,由于长途比短途面临更大的不完备契约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卡车司机的激励问题,因为更完备的契约对卡车产权的影响,在长途应该比短途更大。
作者运用卡车层面的数据,验证了上述假说。

不完备契约理论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完备契约理论的支持者。据说Tirole(1999)有一个比较好的综述,另外,聂辉华等人也有很详细的梳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一个比较有趣的批评来自Maskin and Tirole (1999),他们提出了“无关定理”,也就是未来情况的不确定性不一定得到不完备的契约,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得到一个完备的契约。
他们发现不完备契约理论模型中的人,虽然订立了不完备契约,但是本身却是完全理性的,能进行动态规划,这样理性的即使不知道未来的装备和可能的行动,难道就不能订立一个完备的契约吗?
答案是可以。
不过这篇文章我当年看了好几次,都睡着了,所以一直没有看下去。据说,大概的意思是,我们关心的不是某种具体的状态到底是什么,而是这些状态给我们的收益,假如我们不知道某种状态下的行为是什么,但是我们给那些不知道是啥的行为编号,那么基于编号的效用和基于状态的效用一样,那么就是等价的,然后他们又设计了一套机制让契约双方说真话,类似一个拍卖。
聂辉华老师(2011)是这么说的: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为什么完全理性的人会签署不完全契约,很多人试图把这种行为内生化,例如Segal(1999)证明,在n种状态下只有一种是有效率的时候,只要n收敛到无穷,那么最优的契约就会收敛到一个事前无法被契约化的组航太。因此如果世界非常复杂,人们将主动签署一个不完全的契约。事实上,科思在1937年就说过,“由于预测的困难, 关于商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 那么对买方来说, 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就越不可能, 也越不合适”。
据说现在hart等人在用行为经济学解释不完全契约,我就更不懂了。

正如上边答案所说,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等对企业边界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企业在国际化路径的选择时,究竟选择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这里有新新贸易理论的两个视角。

helpman et al(2004)用贸易成本来解释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当然这里的贸易是横向贸易。他们认为,直接贸易会带来贸易成本,例如关税和运费等,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在当地生产,就节省了贸易成本,但是会带来直接投资的成本,因此究竟采取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实在于这两种成本的权衡。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投资,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选择贸易,生产率再低的企业会只在本国卖。

但如果用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理解这个问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并购),其实是企业扩张自己边界的行为,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从科思开始起就讨论的问题:什么时候市场有效率,什么时候一体化有效率。
如,Antràs(2005)建立了南北方国家的模型,其中北方国家有一个“总部”,而南方国家有廉价的劳动力,北方国家为了利用南方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会进行外包,与此同时,北方国家的契约是完备的,而南方国家的契约是不完备的,这就带来了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足够大时,北方国家直接去兼并南方国家企业,就比单纯的外包有效率。

对于很多研发密集型的产品,其生产面临着很大的资产专用性以及敲竹杠问题,能否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非常重要。
正如密集使用劳动的生产被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密集使用资本的生产被称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些密集使用需要被契约保护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产品,可以被称为“契约密集型产品”。
正如劳动力富裕的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那里具有比较优势,资本富裕的地区在资本密集型产品那里具有比较优势一样,拥有良好契约保护制度的国家,在契约密集型产品那里也具有比较优势。
Nunn(2007)就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中国很有启示。因为我们通常认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依靠劳动力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生产面临较少的资产专用性问题,也较少依赖契约,因此即使契约制度很差,也能发展得很好。但是要转型升级,我们就得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这种新的比较优势,应该来自于制度,来自于对契约的保护。

以上就是我的不成熟的理解。

我来抛砖引玉吧。 不敢回答是因为我也不大懂哈哈哈。不过以前想报人大聂辉华老师的博士(他做过hart的学生),所以稍微关注了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就借花献佛答一下吧。 hart其实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里的“产权学派”,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派”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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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1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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